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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拟对神州优车、氢动益维信披违法案作出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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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在劳动教育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退出历史舞台,美国有些人将中国视为美国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试图回到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来。1990年,老布什总统迫使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放弃了对西雅图的玛莫克公司(MAMCO)的收购,理由是为了防止中国获得被管制的技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纽约时报》围绕着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的一系列报道挑动美国国内关注以后,美国国会发布《考克斯报告》,强化了在卫星等技术上的对华出口管制。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壮大,中国对美投资日渐增多,但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依旧非常警惕。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从1994年到2017年,中国企业很少能够收购美国关键技术行业的企业。    第三,威权体制。对西方人来说,除了西式民主,其他的都是威权体制。当然威权体制也是个光谱,从软性的威权到他们所说的“个人独裁”,他们都归入了所谓威权体制。但这个框太大了,无法描述中国体制独有的特征。所以,拿威权体制解释中国也是不完全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我更愿意把我们这个体制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体制。我个人认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的成功,从政治、经济这个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你既然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呢?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些成千上万从美国回到中国、努力工作以推动中国追随国际规则的人们,突然听说美国政要宣称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会作何感受?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努力响应美国的诉求,为自己推动中国接受国际标准的努力感到骄傲的人们(通常还要遭遇许多来自国内的反对声音),现在会觉得他们勇敢的努力及成功在美国政要眼中完全一钱不值。许多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美国人对这些推动国际规则的中国人的努力一无所知,只是在把他们推向反美民族主义。    第三,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尊重本地区文化和社会价值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让世代友好薪火相传,让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民心。通过促进青年、智库、媒体、社会团体、地方等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培育和激发双方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双方人民的命运共同体行动自觉,提升双方人民对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认可度、支持度、参与度和获得感。    联合国作为行为主体干预族群冲突的理由有三:第一,联合国在国际组织中具有公正的形象,在国际干预中被认为是最有竞争力的第三方,是扮演族群冲突调解人的最理想的选择。第二,联合国的干预可以使冲突去国际化,也就是说,防止带有偏袒性的干预和反干预,有利于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第三,联合国有各种实体和机构,便于执行一揽子的相关任务,对有效阻止冲突升级、最终成功解决冲突至关重要。这些任务可以包括监督停火、执行维和行动、谈判、促解,目标是推动冲突各方达成和平协议,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在前冲突和后冲突时期实施建设和平行动。

      2017年,在大城市工作的大侄子张阳城返乡创业,意识到当时正兴起的短视频可能是一个机遇。见到性格开朗、朴实、勤劳的九妹,多年传媒经验直觉促使他“试一试”,“那个时候流行内容创业嘛,可是农村题材不多,是片蓝海。”一开始的拍摄并不顺利。他们到村子里取景,拍摄农民干农活,村民见了躲躲闪闪,“大家觉得是不干正事,瞎胡闹”,张阳城说。九妹在镜头前的普通话,也成了大家伙儿开玩笑的“槽点”。其实,都是乡里乡亲,大家并没有恶意,只是对于耗费精力去做短期内不能产生实际效益的事情,超出理解范畴。历史上,由于生存条件的脆弱,外来事物进入乡村,当地人本能的会排斥。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九妹很能理解人们的心态,“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她知道大侄子有文化、有见识,努力去接收从外边带来的新思想,同时,自己尽量保持住乡土本色,拍摄内容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农家日常。    另一方面,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可能会影响到一定民族的叙事方式和抒情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学样态的形成和发展走向。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农耕文明的生态和生活习性不同于游牧狩猎阶段,更由于汉语文学抒情体裁的走势不同于长篇歌咏,汉民族和汉语文学史上一贯缺乏史诗形式,只有篇幅较短的抒情诗,长篇叙事诗十分有限。这一文学缺失状态,可在少数民族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里得到补充。例如,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迁居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上的部落兼并的战争频仍,是民族史诗产生的必要条件。形成于氏族社会时期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一例。将这部伟大作品翻译为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影响,是繁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译为外文,流播海内外,更是一项流芳百世的不朽功德,可惜有如此认识的人太少,直接从事翻译和研究的人更是太少。事实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史诗的流传和翻译是始终没有停止过的。有关研究发现,蒙古族的《格斯尔可汗传》实际上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译后逐渐演变而成的独立英雄史诗,可见民语文学之间的互译和影响也同样值得探讨。总之,对于民族典籍翻译这一新兴的领域,以及它的学科定位,需要一种新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综合性的研究思路。    随着风险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交互融合,公民知情权的社会参与功能逐渐凸显,在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常规治理还是风险治理,社会力量的普遍参与在客观上弥补了国家整体治理的短板,避免了治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公民和国家、政府之间的矛盾。由于各类风险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构成的严重威胁,单纯依靠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风险治理的要求,还需调动公民参与风险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行动增强整个社会系统对各类风险的反应、处置和协调等应急能力。如果公民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资源,就失去了社会参与的基本前提。可以说,公民知情权保障了公民对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占有能力,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公民对政治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能力。可见,风险治理现代化不仅要求治理的民主参与性,而且要求治理的社会参与性。而充分的公民知情权法治保障,才能构建理性的社会参与,提升风险治理的整体效率性。    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使命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时是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我作为北大人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我们那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党章,他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放在长期的历史里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在目录学诸领域中多有体现。如互著、别裁、辨嫌名等方面。章学诚也注意到此,在谈及它们时,全都围绕这一理论展开。关于互著。互著,即互见,指一书见于不同类目。南宋王应麟《玉海ⷨ‰𚦖‡》曾用互著法,但《玉海》为类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ƒ》,都曾使用互著法。《直斋书录解题》中《忘签书》既入著儒家也见于杂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观物内篇解》同时见于易类和儒家类。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也采用互著法入著书籍,他的《庚申整书略例》则对互著进行了理论思考。《庚申整书略例》的因、益、互、通四法的“互”法,即互著之法。即,对于有时谈经有时谈史,于此为本类于彼为应收的同一书,要互见于各类中。当然,明确提出互著概念进行理论概括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说:“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1]《校雠通义》96如果因回避重复而不载,那么一书本有两用却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则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却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也有所不备。章学诚提倡互著意在求全求备,无少缺逸。当然,互著的提出,渊源有自。因为一书两载,古有先例。始自刘歆,兵书权谋家有《荀卿子》,儒家也有之。《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古人独重家学,不避重复。所以章学诚批评班固省并部次使后人遂失家法,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并举历代不重视互著以至引起歧义之例来说明互著的必要。如郑樵始把《金石》《图谱》《艺文》三略并列。《艺文略》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等若干种,但《金石略》中却无石经,《金石》一略,没有石经,有违《金石略》的名称。又《艺文》传记中祥异一条的所有地动图与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的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的忠烈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显然有违常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重复互著的方法,于是遇两歧牵制之处,自然不能觉察出其中的牴牾错杂,百弊丛生。( 

         大数据的出现,使“样本→总体”进化到“样本=总体”。采集“全样本”,提供全数据,不仅解决了随机采样带来的样本代表性问题和因数据缺失造成的变量遗漏,而且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景式”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在政治研究领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应用到美国的国会政治和总统大选。华盛顿K街的游说集团通过大数据,可以仔细分析各个议员的投票历史、政治捐款行业分布、所有选举数据,基本能预测议员的投票情况。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美国总统大选提供了大量的宝贵信息,比如网络媒体中民众政治意见的表达、政治信息的传播与获取、社会动员与社会网络联络,选举动员、竞选宣传、选民投票、社会运动与群体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公共政策的制定等(12)。2016年11月,英国政治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以不正当方式获取了50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通过对选民心理进行大规模的分析评估以及大规模的行为干预,成功助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大数据因其“全数据”“大背景”和时空跨度等优势,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得以重新审视和研究经典理论和宏大叙事成为可能。大数据正在宏观经济数据挖掘、宏观经济预测、宏观经济分析技术、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大显身手。面对这样的场景,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了“大数据经济学”概念(13)。 舍勒进一步认为整体和部分的结合本质上是一种爱的关系, 所以爱是痛苦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性爱就是快乐和死亡的结合体, 而死亡则是最大的痛苦。“爱与痛苦必然内在地结为一体。爱是一切构成 (在空间上) 和一切殖生 (在时间上) 的原动力, 它因此创造了既是死亡又是殖生的‘牺牲’的先决条件。”9生殖和死亡都是生命超越自身的形式, 两者共同根源于爱。“痛苦和死亡都源于爱, 没有爱, 恐怕就没有痛苦和死亡。”10舍勒认为, 爱、死亡、痛苦、结合构成和生命机体层次的提高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牺牲或者痛苦应该在这种统一性整体之中来理解。因为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爱, 部分奉献给整体, 较低层次奉献给较高层次。部分替代整体受苦和死亡, 使整体获救、进化和提升。从这种角度看, 一切受苦都是替代性的和自愿的。个体的死亡都是替代, 是为了整体能够免于死亡, 并且以此效力于生命整体本身。“一切爱都是牺牲之爱, 即一个部分为了一个换形的整体在意识中的 (主观的) 牺牲之回音。”11爱就表现为牺牲, 不愿牺牲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爱也就必然和受苦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爱, 也就没有牺牲和痛苦。“没有死亡和痛苦, 就谈不上爱和结合 (团契) ;没有痛苦和死亡, 就谈不上生命的更高发展和生长;没有牺牲及其痛苦, 就谈不上爱的甘美。”12爱是团契的结合的基本精神。没有爱, 就没有团契的结合, 因而也就是没有受苦和牺牲。(    他指出, 整体和部分的团契的结合是产生痛苦的根源。如果没有这种团契的结合, 就不会产生痛苦。在一个纯粹数量和机械的世界中并不存在受苦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世界不是一个整体, 其中的各种事物也不是整体的部分。一个纯粹目的论的世界也不存在受苦的问题, 因为在目的论的世界中不存在独立的个体, 每一个事物都是为了其它事物而存在。同样, 因果性的有神论、机械论的唯物论和抽象的泛神论一元论都不存在受苦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痛苦只是因果的报应, 那就是罪有应得, 也不应该看作是受苦。    舍勒认为受苦是有意义的。“造物的一切受苦和痛苦, 皆有一种意义。至少有一种客观的意义。”3他把苦和牺牲联系起来, 认为受苦的意义就是牺牲。“在我看来, 牺牲的概念是纯形式的和最一般的大概念, 它可以涵盖一切受苦 (从痛感一直到形而上学-宗教性的绝望) 。”4牺牲总是“为了什么”而牺牲。具体而言, 在实现一种较高的肯定价值或避免较高层次的不幸而与较低层级的不幸联系在一起时, 受苦就产生了。“一切痛苦和一切受苦, 就其形而上学及纯形式的意义而言, 乃是部分为了整体以及较低值的为了较高值的牺牲体验。”5也就是说, 牺牲不是为了自己将来可以获得更大的快乐而放弃现在的快乐。牺牲是彻底取消自己的利益和快乐, 而不以其它形式重新获得。因此牺牲是最彻底意义上的受苦, 是受苦的最严格意义。只有包含牺牲的受苦才是受苦, 不具有牺牲意义的受苦不是受苦。换言之, 单纯的受苦或者有意追求痛苦是毫无意义的, 例如痛苦癖或者受虐狂等。当然, 这种受苦的定义是不是太狭窄了呢?    从60年代开始,黑人已經將暴力运动作为常规的政治运动,他们离开了南方,3/4的黑人涌入了城市,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唯一一个目的就是集中黑人社会力量,去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亚特兰大,黑人在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比例多数都超过50%,甚至达到82.7%(底特律)。在这种趋势下,白人只好纷纷逃往郊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五章,三联书店)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这样评价法国,“国内最有权势、最有知识、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找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行领导,因此,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力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而独立壮大起来……但到后来,当它由于自己举止过分而削弱时,立法者边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而不想法去引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愿意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而挖空心思要把它挤出政府。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或缺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法国)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我们虽然破坏了贵族社会,但在我们恋恋不舍地环顾旧建筑的残垣破壁时,又好像愿意把自己永远留在那里。” 学人:您在爱思想网上发表了数篇回忆恩师秦元勋、萧树铁等先生的文章。此外,您还和同学在湖南大学设立了以肖伊莘老师命名的奖学金。您和老师的深切情谊令人动容,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关切、提携和尽心尽责堪称楷模,他们的人格魅力、道德情操也成为后人的终生财富。请您简要介绍在求学、研究道路上影响至深的几位老师。如果有志于成为一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优秀老师,您觉得在哪些方面需要奋斗、提升?   郑力刚:在相当的意义上来说,我是将几位自己敬重的先生当着理想的人来看待的。在文革中接受小学及中学教育的我,大学毕业前后,渐渐觉得“思想被主义奸污的苦”。稍许有些觉醒的我,虽然朋友不少,但精神上是相对孤独的。清华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是我常去的地方(遗憾的是当时许多清华的教师,更不用说学生,不知道此碑。至于静安先生是何许人知道的就更少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求学期间,是秦元勋(秦公)和蒲福全先生;参加工作后,还加上萧树铁先生。    从60年代开始,黑人已經將暴力运动作为常规的政治运动,他们离开了南方,3/4的黑人涌入了城市,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他们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唯一一个目的就是集中黑人社会力量,去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底特律、洛杉矶、休斯顿、亚特兰大,黑人在这些大城市的人口比例多数都超过50%,甚至达到82.7%(底特律)。在这种趋势下,白人只好纷纷逃往郊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五章,三联书店)    社会要发展,制度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能否形成一种共识,托克维尔称之为民情,也就是宪法意识,是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保障。比如,司法运行规律告诉我们,司法机关不能被其他机关干扰,要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没有独立难有公正。而我国的司法机关不被很多老百姓所信任,滥权也屡见报端。这里的矛盾点在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公正的基础,而现有条件似乎又不能独立性太强。破题一方面要从制度着手,另一方面还要从小塑造宪法精神和公民意识,大部分人能够在宪法和法治的框架内思考和行为,才能构建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取得了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后,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但是经济困难也不容忽视。具体来说:工业生产继续回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8%,降幅比1-4月份收窄2.1个百分点。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增速比4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由负转正,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1-5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降幅比1-4月份收窄2.2个百分点。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市场销售逐步回暖,消费升级类商品和网上零售持续向好。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30亿元,同比下降13.5%,降幅比1-4月份收窄2.7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明显收窄,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速由负转正。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9194亿元,同比下降6.3%,降幅比1-4月份收窄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扩大。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涨幅比4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新增就业略有减少。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4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货物出口保持增长,贸易顺差有所扩大。1-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15381亿元,同比下降4.9%。5月份,贸易顺差4427亿元,比4月份扩大1246亿元。金融信贷较快增长,市场预期总体稳定。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62万亿元,增长13.3%。 

         第五,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以及运载它们的弹道导弹等现代常规和非常规武器的不断发展,正在给国际社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那些掌握了非常规武器的国家,总是想要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它们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这些武器或者那些发现自己在非常规武器战争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则总是设法在其敌手部署或使用这些武器之前竭力反对他们具有这种能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冷战结束以后,非常规武器小型化和扩散化,一旦落入诉诸暴力手段的民族分离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和宗教极端主义者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及其制造技术的创新,不仅使国际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有失控之势,而且导致军事权力关系同样也陷入困境。一旦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被打破,同时又不能建立新的秩序取而代之的话,其结果势必对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生存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从这一点来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    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使命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诞生时是个西风东渐的产物,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我作为北大人还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我们那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党章,他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放在长期的历史里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摘    要:舍勒在《受苦的意义》一文中对受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并且对佛教进行了深刻的评论。本文从苦的概念、苦的原因、灭苦之道和苦的熄灭四个方面对舍勒和佛教的受苦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希望对我们理解舍勒哲学、佛教哲学和人生的痛苦问题能够有所帮助。   舍勒是一个对情感现象有深入洞见的现象学家。他突破了胡塞尔的现象学, 创立了情感现象学, 并且对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爱、羞耻、怨恨、痛苦等情感现象的研究都是很有启发的, 对于我们理解现象学和人的情感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受苦的意义》这篇论文中, 他深刻探讨了苦的问题, 也对佛教进行了深刻的评论。但是由于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佛陀语录》、《不朽的佛陀》等少数资料, 所以他对佛教既有非常准确精辟的评价, 也有显得片面的看法。比较舍勒和佛教对受苦问题的研究,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舍勒的现象学和佛教的哲学思想, 以及更好地面对人生的痛苦。    内容提要:学术理论界新近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隐晦的、暧昧的赞许、宽容和追捧令人不安。从哲学深度剖析其可能性后果,多少能遏制以新闻传播学领域为甚的非理性的狂奔。“后真相时代”思潮是非理性要素的沉渣泛起、政治“异象”的兴风作浪、媒介传播的推波助澜。推动“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不断偏离本性而沦落为“私域”和“私利”的权力工具的,是政治上的种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力量。新闻传播领域对“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推波助澜,其思想深处是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作祟。我们需要把“后真相时代”思潮区分为“经验呈现”和“价值观作祟”两个层面。“经验呈现”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可以理解,但“价值观作祟”层面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则不可放纵。我们必须清醒,二者之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所以,要不断澄明“经验呈现”层面,狙击其长期积淀而进入“价值观作祟”层面。    第二,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少和联盟体系的松懈,以及各种国家集团和多族群国家的分裂,民族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运动赖以滋生的基础主要是族裔性质的,包括种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相关领域的问题。因而,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将注意力转向国家内部,更多的时候为了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蔓延到国外相关的族群,例如同源同根的亲属族群。⑥这种情况正如丹尼尔ⷨŽ륰𜦱‰(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指出的:“族与族之间的冲突并不需要两者之间有重大分歧,很小的差异就能够造成这种冲突。”⑦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分裂的结束和华沙条约的废弃,终于使南斯拉夫联盟内部的各民族有机会表达他们压抑已久的不满和怨恨。同样,在苏联内部,也出现了大量要求重新调整族群、政治和地理边界的问题,结果不仅造成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冲突,而且导致大量难民外流和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顾宪成逝世后, 各级官员纷纷为其请谥, 然而谥典却阻力重重。崇祯帝拨乱反正后, 不仅为他加赠官诰、赐谥, 还决定将其从祀文庙, 顾宪成的儒学宗统地位及砥柱中流的政治作用得以确认。至康熙朝, 顾宪成从祀文庙仍存一线希望, 而乾隆皇帝对东林讲学的彻底否定不仅最终阻止了从祀之典, 也成为影响后人有欠公正评价东林和顾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顾宪成谥典、祀典成败过程进一步辨析政治上的是非真伪, 还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综上,可以说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内容是十分片面的。所以,如果要规划修改这部法律的话,我觉得应做全面修改的规划,从法律的名称或标题改起。因为,这不只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更是一个人和所有动物的关系问题。我还没考虑得特别成熟,但初步感觉应该叫做《人与动物关系基本法》。   现在我国不少地方还吃狗肉甚至猫肉,显得很野蛮。过去南方有道菜叫“龙虎斗”,就是把猫、蛇作为食材。从国际标准来看,吃狗肉、猫肉肯定被视为非常不文明的行为。不少国家已经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以北欧为例,宠物生了病,饲养者甚至可以正当地请假照顾,像照顾家人一样。当国际社会有些地方对动物已经保护到如此程度时,我们还把宠物当作食材,甚至有些地方还搞狗肉节。法律要不要管这些做法呢?我觉得有必要管。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万物互联的今日,我们更加相信“在一起”的力量——“互联网”的本意,就是“在一起”:两个互不相连的通信节点,组成了网络。黑龙江林区,一个漂泊了12年的年轻人大雷,回到家乡重新扎根,从一台DV开始短视频创业;上海浦东,90后宝妈毛晚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们,一起为城市500米栏杆编织“彩虹”毛衣;广西苏屋塘村,农家妇女“巧妇9妹”,守在村庄,帮助村里的山货走向全国;台湾里长刘德文,16年间把200名台湾老兵的骨灰,背回他们位于大陆各省的故乡……    中央军事工业局是在1937年底成立的,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任局长,国共合作后,军事工业局又划归八路军总后勤部,便由部长叶季壮兼任局长。那时起,中央军事工业局也名叫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最初军事工业局下属兵工厂只能装填子弹,但在充分吸纳战时各方面人才和设备资源之后,中央军工局又陆续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后来的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甚至在南方的新四军都建立了军工部,也建立了各自的兵工厂。此时,中共开始建立起初步的军事工业体系。到了1942年各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军工部所属兵工厂都可以生产枪械、手榴弹、掷弹筒和炮弹了。    路上,四叔根据办事处嘱托,对比他大十多岁且身有残疾的高先生的衣食起居尽心尽力,照顾有加。那次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联系到一辆军用吉普车,由四叔等人陪同高士其一路北上,经郑州到西安,然后再在西安换卡车到延安去的。结果整个旅途也算一帆风顺。   高士其先生是当年第一位到延安的留美博士,所以很受中共方面重视。在延安期间,高士其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1939 年初加入中共,1988 年去世,近些年被有些媒体称之为中国的霍金。 

         我们认为,儒家的人性论和西方的人性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人性论是单一的,是以自立为基础的。儒家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流变的、可塑的、多样化的。从这里可以推出一系列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政治最重要的方面是“层级结构+进入资格”,或者贤能标准。用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会领导中国在经济方面、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成功。   4、最后提出新叙事的问题。要说清楚当代的中国体制需要一种新的叙事。你有理论基础,但要对公众,对国际上把理论说出来,是需要一番叙事的。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新的叙事。    佛教也非常重视苦的问题。关于苦的认识被称为苦谛。佛教认为轮回中的有情都处在苦中。苦分为三苦、八苦等。三苦就是苦苦、坏苦和行苦。苦苦就是普遍承认的苦, 例如疾病、离别、死亡等。坏苦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快乐。一切快乐都是不长久的, 人在快乐失去后就会感到痛苦。如《佛子行》说:“三有乐如草尖露, 乃是瞬间坏灭法”。世间的快乐也是痛苦, 就像是在饮用高浓度的盐水之后喝一点低浓度的盐水一样。众生往往认为存在真实的快乐, 拼命追求这些快乐, 但是最后总是获得痛苦。如《入行论》所说:“众生欲除苦, 反行痛苦因。愚人虽求乐, 毁乐如灭仇。”行苦就是指一种身不由己的迁流变化而导致的痛苦, 例如我们都不想老, 但都不得不老;都不想死, 但都不得不死。《法华经ⷤ🡨磥“》中说:“以三苦故, 于生死中, 受诸热恼。”八苦则是指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和五蕴炽盛苦。生老病死都是苦, 相爱的人最终会分别, 怨恨的人总是会相遇, 想要的总是得不到, 色受想行识的活动都是苦的流转。因此, 只要不从轮回中出离, 每个有情生命都不得不感受到这些痛苦。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了这些苦, 就证悟了苦谛。证悟苦谛是生起出离心的基础。《入行论》中说:“乐因何其微, 苦因极繁多。无苦无出离, 故心应坚忍。”世亲论师的《俱舍论》就是依据苦、集、灭、道的次序写成。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苦谛进行了广泛的宣说。而诸佛菩萨出世说法的目的就是帮助众生出离轮回苦海。《入行论》中说:“我于十方佛, 合常诚祈请, 为苦惑迷众, 燃亮正法灯。” “心里还是想修的”。卢其送反思了修路不顺利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空心化严重,青壮年纷纷外出,留守人员经济实力不济所致。于是,他们两口子商量,超额拿出自家的那一份额,做出表率,泥泞的土路最后才得以整饬一新。交通和供需信息不对称,曾是困扰果农的大问题,以前,通常需要半夜三四点钟起床采摘,用拖拉机或者摩托车,扛着百十来斤水果,运到县城的批发市场贩卖。来不及卖出去的果子,只有烂在园子里。后来,这个难题被短视频和日益发达的物流,解决了。    对于所谓“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关注和研究,不要因为其新鲜和刺激,就把“后真相”神秘化和妖魔化。大可不必动辄就把“后真相”与德国古典哲学而来的“主观性”“客观性”“坏的主观性”“好的主观性”“主观的客观性”“客观的主观性”等等这些哲学思辨性的范畴缠绕在一起,不要刻意让人重新回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精神现象学”中去(虽然“后真相”只有通过哲学的揭示才能显现其本质和演化逻辑)。现代人似乎已经承受不起这种思辨哲学之美和深邃思考之重,一定会引起“头疼”而失眠的。在我看来,“后真相时代”思潮的背后,无非是人们面对悬浮多变的社会生活所诱发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觉、情感、相对主义乃至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过分冲动的结果,可以从特殊的角度看作是人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思潮的沉渣泛起。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同比下降6.8%的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国际疫情蔓延的态势以及当前全球经济的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进行大幅度下调,预计全球经济今年下降3%,这对我国经济也会带来不利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23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困难是暂时的,发展没有止境。只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战,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在统计学研究中,有个非常著名的准则是使用样本来推断总体。这是在不可收集和分析全部数据的情况下捷径选择,随机采样的最大优点是根据样本推论总体时,可用概率的方式客观地测量推论值的可靠程度,从而使这种推论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随机抽样在社会调查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比较广泛,甚至应用于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但是随机采集样本也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首先采集到的永远是个别样本信息,即使最大比例的样本也不可能穷尽对象,因此所有的结论都带有推论性质。其次对于复杂的总体,样本的代表性难以保证。再次采样的随机性一旦存在任何偏见,分析结果就会相去甚远。 在这个大的关注下,我的论文讨论过以贵州沙滩文化为中心的晚清经学,考据学余绪和现代性的隐含关联,早期恽代英和他的小群体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关系,战国策派文人学者在抗战期间对中国历史的再阐释,以及作为一个系列的土改诉苦运动研究,忆苦思甜运动研究,还有文学艺术作品中大地主的塑造和演变。其中对地主形象的分析可算文学研究,也是发表在美国的英文期刊《中国现代文学》(MCLC)上,但在史学意义上,还是关注二十世纪中国如何实践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和历史叙事,如何保持传统,又创造出一些独特的经验。我对知识群体的兴趣,有艾尔曼教授研究常州学派时注重知识社群和人际网络研究路径的影响。    内容提要: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未来必将驱动中国的经济转型、教育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当然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方法的普及,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一是智能学术引擎开启文献检索新视野,二是大数据重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三是“学科融合”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探索,四是“人机协作”创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场景。凭借大数据获取和超级算法的模式正在颠覆“凭借经验和直觉”的模式,这将促使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走向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科学性”显著增强。当然,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未来,如果不想成为恐龙,我们必须变得极其开放,拥抱转型,接受变革,深度融合。 编者按: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今天依旧影响着多数人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但正如专制与民主相悖,与专制制度伴生两千余年的儒学,是否也与现代文明相悖?这一问题曾引起学者们长久的思考与讨论,在“国学热”的今天它更有被继续讨论的必要。为此,学人Scholar公众号采访了著名学者刘清平教授,刘教授长期关注道德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领域,对儒学与现代社会关系等问题有着深入而独到的思考,他认为儒学的核心理念只有从“忠孝至上”转变为“仁义至上”,摆脱血亲情理的局限,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具有现代价值的普适性道德。    那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地区公开招生。后者也将输送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并想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大、中学毕业生和其他知识青年到延安去学习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没几天,何伟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安排四叔到延安去了。   四叔那次去延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路护送高士其先生去延安。高士其是留美医学博士,有名的科普作家,因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经常发病,而一经发病就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那时,高先生刚从上海经南京来到汉口,坚持要去延安看看。八路军办事处便安排四叔等人与高士其先生一起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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